第369章 市舶司新规（2/2）

限制类出口货物：丝绸、瓷器、茶叶这三项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实行“配额制”。

每年由户部根据国内产量、市场需求，核定各港口出口总额，再由市舶司根据申请商家的实力、信誉，分配具体出口额度，颁发“货引”。

无“货引”或超额出口，均属违法。此条意在防止过度出口导致国内价格上涨，并掌控这些高利润商品的贸易主动权。

严禁出口货物：铁器、铜器、硝石、硫磺、粮食、书籍（尤其涉及地理、军事、科技者）、马匹等，被列为严禁出口物资，无论数量多少，一律不准出海。

违者以“通敌资盗”论处，重则处死，家属流放。此条为国防与经济安全之根本，措辞极为严厉。

鼓励进口货物：白银（番银、银元）、铜料、硝石、西洋火炮、钟表、精密仪器、技艺书籍、珍稀作物种子等，予以鼓励。

进口此类货物，不仅关税优惠，市舶司还可酌情给予奖励。

特别是能带来先进火炮制造技术、造船技术、天文地理知识的西洋工匠、书籍，朝廷将高价收购，并妥善安置相关人员。

此条旨在引导贸易结构，补充国内稀缺资源，尤其是有意识地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体现了萧宸超越时代的远见。

三、改革管理机构，统一税则，打击走私。

设立海关：在泉州、广州、宁波、福州、东宁等主要对外贸易港口，设立直属户部的“海关”，取代或整合原有的、往往被地方势力渗透的市舶司。海关主官由朝廷直接委派，定期轮换，享有独立稽查、征税、缉私之权，不受地方官府掣肘。

统一税率：废除以往名目繁多、随意性大的苛捐杂税，颁布统一、透明、简约的进出口税则。按货物种类、价值，征收固定的“船钞”（吨税）和“货税”（从价税）。税率较以往更为合理，意在鼓励合法申报，增加朝廷岁入。

强化水师缉私职能：明令授权大夏皇家海军各舰队，在巡航、训练之余，负有稽查走私、打击无“引”出海船只之责。赋予海军临检、扣押、抓捕之权。利用海军新胜之威和机动力，构建海上缉私网络。

严惩走私：对走私行为，特别是走私违禁物品，处罚极重。不仅船货尽没，船主、货主、水手头目均将面临重刑，鼓励举报，重奖缉私有功人员。

《市舶新例》的颁布，如同在东南沿海的贸易圈中投下了一颗惊雷。

以往依靠走私、贿赂、夹带获取暴利的势家豪商，叫苦不迭，暗中抵制、抱怨者不在少数。

而那些本分经营、苦于胥吏盘剥的中小海商，在初始的不适应后，却发现新规虽然严格，但税则透明，减少了层层盘剥，只要合法经营，利润反而更有保障。

朝廷鼓励进口白银和西洋奇技，也带来了新的商机。

更重要的是，随着新规的严格执行，特别是海军战舰开始频繁出现在沿海，稽查无“引”船只，曾经猖獗一时的走私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遏制。

来自日本、琉球、南洋乃至欧洲的商船，也逐渐接受了这套新的、带有鲜明大夏帝国意志的贸易规则。

他们必须首先获得“船引”，按照规定港口、规定商品、规定额度进行贸易，并缴纳清晰的税款。

东宁都司的设立，为《市舶新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实践和管控支点。

位于台湾的“东宁海关”，不仅管理着大陆与台湾本岛日益增长的贸易，更重要的是，它卡在了日本—琉球—吕宋—南洋这条繁忙的东亚贸易航线的关键节点上。

所有北上南下、意图前往中国大陆港口的商船，都可能受到以东宁为基地的大夏水师的临检，查验其“船引”和货物。

这使得帝国的贸易管理触角，得以延伸到更远的海洋。

一手握着东宁都司这柄镇守海疆、辐射周边的“利剑”，一手握着《市舶新例》这根规范贸易、汲取利益的“缰绳”，萧宸和他的大夏帝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主动的姿态，试图将浩瀚海洋的挑战与机遇，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帝国的海权之路，在军事征服之后，开始向更复杂、也更深刻的经济与制度层面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