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9章 市舶司新规（1/2）

X.收复台湾、设立东宁都司的辉煌胜利，如同在帝国沉闷的朝堂与喧嚣的东南沿海，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波澜久久不息。

朝野上下，对海洋的认知，对海权的重视，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皇帝萧宸的威望，郑芝龙等将领的功勋，都随之水涨船高。

然而，萧宸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

他深知，打下一片疆土固然不易，但如何治理，如何将从海洋获得的好处，有序、有效地转化为帝国的国力，并防范可能的弊端，才是更长远的挑战。

特别是海外贸易，这一连接帝国与外部世界、带来滚滚白银和珍奇货品，同时也潜藏着走私、逃税、海禁漏洞乃至信息渗透风险的庞杂体系，亟待进行一场系统而有力的整顿。

料罗湾之战和收复台湾，沉重打击了荷兰、西班牙等海上强权在东亚的势力，大大提升了大夏在区域海权格局中的话语权。

以往，朝廷对海外贸易的管理，虽有“市舶司”之设，但制度陈旧，吏治腐败，效率低下，走私猖獗，实际多为沿海豪绅、势家乃至与官员勾结的海商所把持。

大量利润流失，朝廷税收所得有限，而诸如铁器、硝石、硫磺、粮食甚至书籍等违禁物品，却屡禁不止，源源不断地流出海外，其中部分甚至可能资敌。

如今，海氛初靖，权威正盛，正是革除积弊、重塑规则的良机。

文华殿内，萧宸召集了户部、兵部、工部、礼部主要官员，以及刚刚从东南沿海视察归来的张居正，还有通过特殊渠道参与议事的几位熟悉海贸的泉州、广州籍官员，进行了一次关于海外贸易管理的高层会议。

“陛下，”户部尚书首先陈情，“自我朝开海以来，东南市舶，岁入渐增，然弊端亦丛生。豪强把持，胥吏贪墨，走私猖獗，课税流失，十不得五。更有甚者，铁器、硝磺、军器物料乃至粮食，私贩出海，流往倭国、南洋，甚至西夷之手，隐患无穷。长此以往，非但国用不足，海防亦将堪忧。”

兵部尚书立刻附和：“尚书所言极是。尤其铁器、硝石、硫磺，乃军国要物，岂可任其外流？台湾已下，我朝硫磺之利大增，更应严加管控，以资军用。”

“臣闻西洋诸国，其火炮、战舰，日新月异。”

工部官员也道，“其技艺或有可采之处。然以往贸易，多为我丝绸、瓷器、茶叶外流，换回白银、香料、珍玩，于我国技艺增益有限。当设法规范，鼓励输入有益之技、之物。”

萧宸静静地听着，手指在御案上轻轻敲击。

待众人议论稍停，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而清晰：“诸卿所言，皆切中时弊。海贸之利，如江河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以往管理失当，致利归私门，弊遗国家。今海疆初定，威权在手，正宜因时制宜，订立新规，兴利除弊，使海贸之利，尽归朝廷，惠及百姓，强我国力。”

他目光扫过众人：“朕意已决，整顿市舶，颁布新例。着户部、兵部、工部、礼部，会同内阁，详议条款，务求周详可行，既便商旅，更利国家。”

“臣等遵旨！”

在萧宸的亲自指导和推动下，经过数月的反复商议、斟酌损益，一份详尽的《市舶新例》草案终于成型。

经皇帝御批后，正式颁行天下，并在泉州、广州、宁波、福州等主要对外贸易港口，以及新设的“东宁港”，即刻施行。

《市舶新例》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严出宽进，规范管理，统一税则，打击走私”，具体如下：

一、实行“引票制”，规范出海贸易。

所有欲出海贸易之商船，无论大小，必须事先向所在地市舶司申请，详细呈报船主、货主、船况、水手名单、所载货物、前往贸易之国家地区、预计往返时间等。

经核查无误，无违禁夹带，并缴纳定额的“船引”银后，由市舶司颁发特制的、带有编号和防伪印记的“船引”。

无“船引”之船，一律视为走私，船货没官，人员治罪。

“船引”制度，旨在从源头上掌握出海商船的信息，便于管理征税，也限制了无序的、可能滋事的海外贸易活动。

二、严格限制与鼓励并举的货物进出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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