牲畜（1/2）

牲畜

十來平的房間，擺放着一張窄小的單人床，床的寬度只夠我有限度地翻身，床高近一米，要是翻猛了掉下去，一晚上就別想再睡了

所幸我睡姿還算過得去，睡了那麽久從沒掉下來過。

房間沒有窗簾，每天清晨，陽光從房間左側的窗戶射入，照在另外三面白牆上，牆再将陽光反射，屋裏全是過剩的光線，使我剛睜開的雙眼，得花半分鐘去适應這近乎漂白過度的房間。

這光線不僅漂白我的房間，順帶連我大腦一并漂白。

我的大腦是空的，裏面除了有關生存的本能，再沒存放任何人事物，它就像我居住的這間房間，除了一張單人床，再沒擱置其他。

我的腦子裏沒有過去這種記憶，我甚至連昨天做過什麽事情都總是忘記。

也許因為在這裏過的每一天都像複制粘貼，于是我的腦子自動過濾了這些無意義的零碎；但也許，是被人故意抹去也說不定了呢？

不然，誰又能解釋，我為什麽會連如何出現在這座別墅裏的記憶都沒有？

我曾經問過那些照顧我日常生活的人，但只要我的疑問和他們的工作無關，他們便有權對我行使沉默。

剛開始在我發現照顧我似乎對他們的而言還算重要時，我試圖用精神健康這種借口告誡他們，他們不僅該對我的身體負責，我的精神狀況他們也有連帶責任。

我的告誡有了效果。

不久後，他們為我叫來了一位精神醫生。

和這位醫生見面後，我每天又多了一項繁瑣的任務，那就是吃他為我調配的藥。

起初我很抗拒，再被人強迫喂過幾次後，我發現這藥沒有讓我有所好轉，可也沒讓我變得更壞，我便放棄抵抗了。

何必呢？畢竟放棄無謂的抵抗，省自己力氣，也省別人力氣。

我要是他們，我也讨厭照看不聽話的人。

一周一次，這是我和我的精神醫生的約定，更确切地說是他單方面提出的約定，而我負責配合。

一周一次，這頻率對我重複的生活而言還算新鮮。

進到和他見面的房間，他穿着醫生特有的白大褂制服，而我的日常衣服，永遠是如病號服般，抹去一切個性和健康。

我讨厭這樣，我想也許是因為在我心裏，醫生和病人的關系并不平等，他高高在上，而我只能服從配合。

他向我問好：“你好，寧夏。”

寧夏，這是我的名字。

我搞不清它的意義，是我誕生于地圖上那個叫寧夏的省份？還是我出生于在一個寧靜的夏夜？

沒有人告訴我。

“你好。”我回應他。

“這一周你過得怎麽樣呢？”他抛出每次見面公式化的問句。

“和上周一樣。”我簡短地回答。

我無聊的生活還有向他報告的必要嗎？說了無聊自己也無聊他。

“對于過去你還是沒有一點記憶嗎？”

和我對話，他必須源源不斷地抛出問題，否則我的反應會讓我和他，在這間會議室裏，靜坐到見面時間結束。

“沒有。”

我心想，這該是令他滿意的回答吧？說不定他追求的效果，就是讓我保持一無所知，不然，見面那麽久，我還像個嬰兒一樣無知，他這醫術可夠低級的。

“那麽你有什麽想告訴我的呢？”

他這話的意思，不像是誘導我說出什麽，反倒像一種施舍，在他看來，一周一次的見面，機會珍貴，我可應該好好把心裏話和他傾吐一番，不然在一個沒人搭理我的環境裏，我被活活憋死了，他可不負這責。

我搖了搖頭，卻沒把眼神移開，我的目光打量着他的臉。

這是一張不年輕的臉了，甚至臉容的衰老程度大于實際，發際線漸次上移，每當說話語氣稍重，便擰得很糾結的兩條眉毛，仿佛時刻都在告知我，他的耐心正在告罄。

每次見面他都佩戴着一副黑框架眼鏡，最平平無奇的款式，我想，戴着這樣一副眼鏡一旦離開這個房間，離開這棟別墅，落到芸芸衆生裏，他該和我一樣不顯眼。

而讓我最接受不了的還是他的嘴角，他的臉兩邊衰老速度不一致，右邊比左邊老得更快，他應該是習慣了做表情時右邊更用力。

所以他笑或者撇嘴時，右嘴角就像給人刻過一刀，留下了個經久不愈的疤痕。

讓我面對這樣一個“刀疤王五”，叫我怎麽吐露心事？

我甚至懷疑，他不是從學校一出來就乾這行的，而是先乾了些什麽不三不四的行業，後來實在乾不下去了，再改頭換面、金盆洗手成了精神健康方面的醫師。

一個小時的見面終于結束，結束的提示鬧鐘一響，他和我都輕松了不少。

他該是沒見過比我累人的談話者（兩個人的談話，對話光靠一個人調動也很累人），而我則是看破他對我的敷衍态度。

他只把我當作一份累人的工作，那我乾嘛還上趕着對他傾訴？

我也有自尊，哪怕我的自尊在這裏毫無用處。

離開這裏後，我沒有回房間，而是走到別墅外去散步。

這點自由我還是有的。

這裏應該是一片私人宅地，沒有別墅工作人員以外的人來過。

風景很優美，可對于一個沒有記憶的人，再美麗的景色也是白搭，因為我腦子裏沒有任何其他的景色可以供它做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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