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0章 扎哈尔卡（1/2）

圣彼得堡的三月从来不肯认春天的账。涅瓦河的冰凌还在灰蓝色的水里撞得哐哐响，芬兰湾刮来的风裹着铅灰色的潮气，抽过涅瓦大街每一栋巴洛克建筑的雕花窗台，把挂在外面的粗亚麻窗帘吹得像无数只悬在半空的、冻得发紫的手。住在瓦西里岛一栋赫鲁晓夫楼五楼的安东·谢苗诺维奇·波波夫，最近总觉得家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具体哪里不一样，他说不上来。只是每天凌晨三点多钟，他总能感觉到有两道冰冷的视线落在自己脸上，那目光重得像浸了水的棉絮，压得他眼皮发沉。他迷迷糊糊睁开眼，总能看见他家那条叫“扎哈尔卡”的黄狗，蹲在床头边上，直勾勾地盯着他，尾巴尖连动都不动一下。

那眼神太怪了。不是狗该有的眼神。

扎哈尔卡是安东三年前从瓦西里岛旧货市场旁边的垃圾站捡回来的流浪狗。那时候它瘦得只剩一副骨架，皮毛上沾着沥青和烂甜菜根，可怜巴巴地缩在生锈的垃圾桶旁边发抖。安东是个在国立交通大学读动力工程的四年级学生，爹妈都是远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林场工人，他一个人住着学校补贴的四十平米公寓，平时除了泡实验室就是啃黑面包，日子过得像没有盐的土豆汤，见了这狗便动了恻隐之心，抱回了家，喂它吃剩下的列巴渣和食堂打回来的白菜汤。扎哈尔卡以前是个温顺的性子，见了谁都摇尾巴，眼睛圆溜溜的像两颗浸了水的黑麦，晚上总是蜷在门口的垫子上睡，从来不进卧室，更不会蹲在床头盯人。

直到半个月前，扎哈尔卡不见了。

那天安东带它去学校附近的市场买土豆，转身给卖菜的阿婆递零钱的功夫，狗就没影了。他找了整整半个月，把附近的垃圾站、废弃的老锅炉厂、城郊的喀琅施塔得树林都翻遍了，连个狗毛都没找到。就在他已经放弃，准备去动物救助站再抱一条小狗回来的时候，扎哈尔卡自己回来了。

那天凌晨四点多，安东听见门口有爪子挠门的声音，开门一看，扎哈尔卡就站在楼道里，浑身的毛湿得一绺一绺的，不知道在外面淋了多久的冷雨。但奇怪的是，它一点都不瘦，甚至比走的时候还胖了点，皮毛油光水滑的，像是有人每天用黄油给它擦过，精心照料过的样子。

安东高兴坏了，赶紧给它擦干净身子，炖了一锅放了牛肉丁的土豆喂它。可扎哈尔卡只是站在门口，闻了闻喷香的牛肉，没有吃，只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就是那一眼，让安东后脊梁骨发凉，手里的陶瓷勺子“当啷”一声掉在了地板上。

那眼神不是以前那种黏糊糊的、讨好的眼神了。很冷，很沉，像结了冰的涅瓦河面，冰面下还沉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正透过冰层往外看。

从那天起，扎哈尔卡就变了。

它不再摇尾巴，不再跟着安东在屋里转，不再听见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就跑到门口迎接。它总喜欢蹲在阴暗的角落里，或是床底下，或是厨房的门后面，安安静静地盯着安东看。有时候安东在厨房煎土豆，油星子在锅里噼啪响，他一回头，就看见它站在厨房门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后脑勺，盯得他后脖子发僵，连手里的锅铲都握不住。

最诡异的是，它会笑。

不是狗那种咧嘴哈气的样子，是真的笑。嘴角向上咧开，露出两排白森森的尖牙，眼睛微微眯起来，像是人类在盘算什么坏主意的时候才会有的表情。安东第一次看见它笑的时候，正在往茶壶里倒刚烧开的水，手一哆嗦，滚烫的开水浇在了手背上，烫出了一串燎泡，疼得他倒抽了半天冷气。

他不是没听说过那些老人们的说法。圣彼得堡这地方邪性，芬兰湾的雾里藏着太多不干净的东西，喜欢附在动物身上，跑到人家里来。尤其是死得不甘心的人，要是找不到合适的肉身，就会附在猫啊狗啊的身上，回来找仇人索命。十月革命那年被枪毙的贵族，大清洗时期失踪的知识分子，列宁格勒围城战饿死的老百姓，那些冤魂散不去，就顺着涅瓦河的风飘，飘到哪算哪。

可安东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他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林场工人，他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小城市考到交大，每一分都是熬夜刷题刷出来的，平时在实验室里脏活累活都是他干，同组的同学请假，他帮着顶实验，低年级的师弟师妹不会做算法，他熬通宵给人讲题。他实在想不出来，自己有什么仇人，会附在狗身上回来找他。

他一开始以为是狗得了什么病，抱着扎哈尔卡去了兽医院。兽医是个留着大胡子的鞑靼人，给狗做了全身检查，听了心跳，摸了肚子，甚至抽了血去化验，最后摆了摆手说：“安东·谢苗诺维奇，你这狗健康得很，比我还健康。你看这牙口，这肌肉，一点毛病都没有。可能是最近在外面受了惊，过几天就好了。”

安东半信半疑地把狗抱回了家。可情况不仅没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扎哈尔卡开始往家里叼东西。不是普通的狗喜欢叼的骨头、木棍，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第一天叼回来一个旧的铜制团徽，上面还沾着已经发黑的血迹；第二天叼回来一枚一九六一年的苏联戈比，边缘已经磨得发亮；第三天叼回来半只女人的银耳环，上面的珍珠还完好无损。最吓人的是第四天，它叼回来一截人的手指，指头上还戴着一枚锈迹斑斑的锡戒指，戒指面上刻着一个模糊的字母“Ф”。

安东吓得魂都飞了，拿旧报纸把那截手指包起来，偷偷埋在了喀琅施塔得的树林里。他蹲在还没化完的雪地里挖坑的时候，听见远处的芬兰湾传来一阵奇怪的风声，像是很多人在低声哭，又像是很多人在笑，呜呜的，顺着风刮过来，刮得他耳朵疼。

回到家的时候，扎哈尔卡正蹲在门口，看着他，又笑了。嘴角咧得更大了，几乎咧到了耳根，露出里面粉红色的牙龈。安东忽然发现，它的牙齿好像比以前尖了很多，也长了很多，不像是狗的牙，倒像是狼的。

那天晚上，安东做了个噩梦。他梦见自己躺在冰冷的雪地里，浑身都动不了，身边站着密密麻麻的人，都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大衣，胸口别着写了号码的小木牌，脸都被雪冻得发青。他们围着他，嘴里念叨着什么，声音嗡嗡的，听不清楚。他费力地抬起头，看见人群前面站着一条黄狗，狗的脸慢慢变了，变成了一张他有点眼熟的年轻人的脸，那张脸他好像在学校的光荣榜上见过。

安东猛地从噩梦里惊醒，浑身都是冷汗，连衬衣都湿透了。他抬头一看，扎哈尔卡又蹲在床头边上，直勾勾地盯着他，嘴角还挂着那抹诡异的笑。窗外的月光照在它的眼睛上，反射出绿莹莹的光，像两盏小小的鬼火。

“费奥多尔？”安东鬼使神差地叫出了那个名字——他们学院那个有名的“世子”费奥多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乌里扬诺夫，是学校董事会某个委员的儿子，听说连他的入学名额都是走特殊通道来的，平时在学校里走路都抬着下巴，见了谁都不放在眼里。

扎哈尔卡的耳朵动了一下。头微微歪了歪，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它又笑了，这次笑得更明显了，甚至发出了“嗬嗬”的声音，像是人类在冷笑，那声音粗哑得很，根本不是狗能发出来的。

安东的血一下子凉了，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桶冰碴子。

他想起了半个月前扎哈尔卡失踪的那天，正好是他们组参加全国大学生能源创新竞赛拿奖的日子。那竞赛的奖金有七万卢布，他熬了整整三个月，写算法、搭模型、跑实验、写论文，几乎把实验室当家了，费奥多尔作为组长，就负责做了个PPT，上台讲了十五分钟。奖金发下来之后，费奥多尔说学校走流程要等两个月，安东也没多想，毕竟他从来没拿过这么多奖金，也不敢催这位出了名的公子哥。

难道……扎哈尔卡身上附的，是那些被费奥多尔抢了机会、毁了前途的人的魂？

可那些魂为什么要来找他？安东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他跟费奥多尔无冤无仇，上次费奥多尔抢了他的专利署名权，他都没敢吭声，只当是自己吃了哑巴亏。

怪事还在继续。

安东发现，家里的东西总是莫名其妙地移位。他放在桌子上的竞赛获奖证书，第二天早上会出现在窗台边上，被雨淋得发皱；他睡前放在枕头边的眼镜，醒了会在厨房的水槽里，镜片上沾了一层油污；甚至他锁在柜子里的成绩单，也会莫名其妙地散落在地上。成绩单上每门课的成绩都是满分，只有导师给的实践评分那栏，被什么东西划花了，一道一道的，像是用爪子抓的。

他开始失眠。每天晚上都不敢关灯，手里攥着一把从实验室拿回来的活动扳手，缩在被子里，听着床底下传来的轻微的呼吸声。那呼吸声不是狗的，很深，很慢，像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呼吸。有一次他鼓起勇气，拿着手电筒往床底下照，扎哈尔卡就蹲在床底下，看着他，又笑了。

安东实在受不了了，跑到喀琅施塔得的东正教堂去找神父。神父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胡子全白了，听他说完事情的经过，沉默了很久，手指一遍遍地摸着胸前的十字架，才慢慢地说：“安东·谢苗诺维奇，你回去吧。这不是附在狗身上的魂，是附在你身上的债。它不是来找你的，是来找那些欠了债的人的。”

“神父，我没欠过债啊。”安东急得声音都发抖了，“我一辈子没拿过别人一分钱，没害过一个人。我爹妈教我，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不抢别人的东西。”

神父看着他的眼睛，眼神里带着一种悲悯，像看着一只掉进陷阱里的小兔子：“你没欠，不代表别人没欠。圣彼得堡这块土地，欠的债太多了。那些债没还清，那些东西就永远不会走。它们附在狗身上，附在猫身上，附在涅瓦河的雾里，附在芬兰湾的风里，就是要回来看着，看着那些欠了债的人，得到他们该得的报应。”

安东听不懂神父的话。他还想再问，神父已经闭上了眼睛，摆了摆手，不愿意再说了，香炉里的烟慢悠悠地飘起来，挡在了他和安东中间。

从教堂回来的那天晚上，费奥多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乌里扬诺夫来找他了。费奥多尔穿了一件熨得笔挺的驼色大衣，脖子上的金链子粗得能拴狗，手指上戴着明晃晃的蓝宝石戒指，一进门，扎哈尔卡突然从角落里冲了出来，对着他疯狂地吠叫，眼睛通红，露出两排尖牙，像是要扑上去咬他，喉咙里发出“呜呜”的低吼，像一头被激怒的狼。

“哎？安东，你这狗怎么回事？以前不是挺温顺的吗？”费奥多尔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差点摔在地上，手里的鳄鱼皮公文包都掉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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